大幅举债成各国新常态 财政悬崖其实不足以惧？

新型冠状病毒自去年底于武汉大规模爆发以来，已经席卷全球造成2,700万人以上感染，89万人丧生。各国政府为遏止疫情纷纷推出禁足、封城、锁国等德拉克式严厉措拖，停工停产造成经济停摆，环球经济在金融海啸后十年再遭遇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为挽救经济各国亦纷纷推出天文数字的刺激经济方案，一反十年前厉行的紧缩政策。而在政府开支大肆扩张，财政赤字拾级而上，债务悬崖再度攀升时，经济学界却远不如十年前担忧，究竟先使未来钱的经济模式是否已成王道？

近代国家向外举债以应付政府的财政开支已有数百年传统，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外债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64%，直至二战结束时英国外债更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59%。而战后为应付经济重建，各国继续发行债券在市场发售，当地西方正值凯恩斯主义的高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大萧条期间为挽救经济衰退，提出需求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政府以财政与货币政策介入市场提供基础，颠覆当时传统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美国举债最多的一季

不过凯恩斯主义亦被批评导致70年代的停滞性通货膨胀，当时以芝加哥大学为大本营，佛利民等学者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则提出市场自由放任，政府严守财政纪律，国家缩减债务规模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称政府举债太多令大量热钱流入市场导致价格上涨。然而2008年因华尔街股灾而起的全球金融海啸逼使各国重新向外举债，已发展国家的国债规模相对其生产总值由2007年的74%急升至2017年的105%，发展中国家亦在十年间由35%升至48%。

为抑制国债不断攀升，国家财政尽快转亏为盈，各国政府因此推出严厉的紧缩政策，大幅削减国民的教育、医疗、房屋、福利、公共服务等开支，将华尔街贪得无厌的恶果转嫁在星斗平民身上，造成各国反建制的民粹风潮此起彼落，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崛起，欧洲多国政治日益碎片化，皆为其后遗症。然而到2014年经济学界亦几乎取得共识，在国家陷入衰退时行紧缩政策，经济持续疲弱税务收入大减，对经济复苏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2019年前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首次提出政府可比想像中更大规模地向外举债，原因为各国国债的利率30年间持续下降，令举债成本减低，而同时间各国的经济增长持续上升，若果政府成功维持经济增长，其理论上应可最终解决债务危机。当经济学界仍在消化此理论时，一场全球大疫却把布朗夏尔的理论付诸实践，各国向外大量举债，如美国自4月到6月仅两个月间已举债三万亿美元，为有史以来举债最多的一季。

举债后金钱用在哪？

全球大疫迫使各国抛出数以千亿的刺激经济方案，为此向外大幅举债已是无可避免。连一直争论不休的欧盟诸国，严守财政纪律的俭国亦最终让步，共同发行欧元债劵以支援穷成员国的经济措施。而各国政府以巨额投资目标产业，刺激需求并维持就业率，亦甚有凯恩斯主义影子。重要的是发债后资源能够分配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而不是沦为企业资本累积的工具。然而同受疫情打击的发展中国家，因其经济实力及信贷评级较弱，向外举债亦比已发展国家困难，为免疫情后各国经济更不平等，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更应施以援手。

至于长期在佛利民、张五常等芝加哥学派一家独尊的香港，大市场小政府思想深入骨髓的特区政府，在此疫情中刺激经济的措施迟钝被动，其规模、效率、效果皆为不足。政府首四个月财政赤字录得1,837亿元后，更惹来各界忧虑。然而本港财政极为稳健，其外债仅为国民生产总值0.1%冠绝全球，财政储备亦仍有逾8,000亿元，外界似乎杞人忧天。香港能否转亏为盈，始终要视乎未来经济复苏的速度及幅度，而此为政者不可能袖手旁观便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