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可否借此良机？

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运动中的核心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尽管不能够简单将此与其当选直接挂钩，但他的当选也证明了这个口号多么深入人心。（法新社）

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在中国看来这是美国在贸易、冠病疫情、网络安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强度打压的结果。

很多人则将此归结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治。这是一个因素，但将问题都简单归结于特朗普因素，则是不公平的。因为美国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并非特朗普制造，而是由来已久。

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运动中的核心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尽管不能够简单将此与其当选直接挂钩，但他的当选也证明了这个口号多么深入人心。而这个背后体现的是美国战略精英们对于美国“国际领导力战略机遇期”即将关闭的焦虑感，与民众对于美国“自身发展战略机遇期浪费”的愤怒的交织。

“单极时刻”与“战略机遇期”的误认知

柏林墙的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终结，美国突然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老布什政府用具有战略远见的方式，审慎对应了国际格局的巨变，然而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精英们在随后逐渐将冷战的结束归结为美国模式的胜利，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和查尔斯克劳桑莫定义“单极时刻”，都展现了美国对于胜利的喜悦以及再造世界秩序的雄心。

随着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的解体，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似乎越来越相信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将“单极时刻”转变为“单极秩序”。美国政治外交精英们从对抗苏联的两党共识，开始走向逐渐趋同的新的激进的大战略，即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国际秩序或者说自由霸权秩序。

为什么说这种新的世界秩序观更加激进，因为它不仅要按照美国的想法改造国际秩序，还要改造那些可能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内秩序。

基于上述战略认知的共识，冷战后美国战略思维中也开始形成三个主要的新的概念来定位主要威胁，第一是所谓的“失败国家”，例如索马里、波黑，美国在90年代对他们都进行了军事干预；第二类是所谓的“流氓国家”，例如伊拉克、伊朗、朝鲜等，美国在21世纪初进行了伊拉克战争，朝鲜和伊朗问题仍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第三类是所谓的非自由秩序成员的战略竞争者，主要是俄罗斯和中国，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们看到美俄关系紧张加剧，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似乎将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时刻”，看成是打造成“单极秩序”的战略机遇期，这个误认知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后达到了巅峰，成为战略思维主流。

“谁弄丢了美国”之问

伊拉克战争后全球掀起的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浪潮，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遗留下来的大量的财政负担，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民众对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思想基础的支持度失去兴趣。美国社会中认为过去30年来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选择是错误的，将宝贵的资源用于那些被误判的危险，以及昂贵的国外的国家建设和领导力的展示上。

他们认为，美国建制派精英们浪费了冷战后美国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形成的自我发展的战略发展期。同时看到包括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他们进一步认为过去30年美国做了利他的傻事，结果让这些可能是对手的国家不仅没有达到期待，相反日益反美和不合作，这种他者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很深的对于战略机遇期浪费的认知，美国民众核心疑问就是“谁把美国弄丢了”（who lost the US）。特朗普就是在这种普遍存在的美国民众的愤怒和积怨强大支持下当选了总统。

面对国内民众的拷问，加上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以及二十国集团（G20）等新的多边全球治理框架出现，美国传统的建制派政治战略精英们日益担心美国打造冷战后新秩序的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正在关闭，从而引发战略焦虑。

传统精英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常常被媒体渲染的中俄的挑战，更多的是他们秉持的“单极秩序”下的美国全球领导力的信念和承诺，与不信任的美国民众之间的越来越大的鸿沟。

换句话说，自由国际秩序在美国民众中的共鸣越来越少，让美国如何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建立领导力变得日益困难。这种国内的新动态就造成了很有意思但又看似矛盾的情况，特朗普执政后一方面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倾向以满足民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突出强调中俄战略竞争对手定位保持全球至高无上地位体现战略连续性的需要。

对于一些战略精英们来说，如何抓住目前美国仍然力量超群的优势，建构单极秩序最后机会重塑国内支持就变得很重要，而这样就会带来国际影响。

“谁弄丢了美国”这个基本之问，是重建美国在对外关系新共识的关键，如果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不能够得到弥合，任何其他的努力都不大会有本质的效果。

上述分析的民众的愤怒和精英的焦虑的化解关键在于美国如何重振信心，美国单极全球领导力的战略机遇期定义本身就是一个误认知，而美国发展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战略机遇期，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大有前途。

关键在于美国自身能否历史性地不夸大不缩小地看待，并且与变化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做出战略思维的调整，如果调整顺利，美国再次伟大将会成为现实。

首先，美国是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贡献的大国，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并不是美国战略分化瓦解的结果。美国在二战以后能够主导设计构建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这说明美国是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力和具有宽广国际情怀的国家。这些机制直到今天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制度。

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界并没有预测到冷战的突然结束，这种预测的失灵也让冷战中的遏制战略战略家们，例如布热津斯基，凯南等对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显得更加谨慎。然而，新一代的战略精英们却积极地将苏联的失败，归结于美国自由秩序扩展战略的成功，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坚持下去，就会实现单极和平与繁荣。冷战后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第二，美国遍布全球的盟友伙伴关系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美国外交工具箱主要在冷战中发展的经历，限制了美国更好使用上述优势的潜力。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和伙伴网络，无疑是美国外交重要的资源，从历史上来看，还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发展如此广泛和持续的网络。

一个积极的案例就是七国集团，这个机制在很长时间内为协调西方发达经济体政策和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这个网络形成在冷战期间，以遏制苏联是主要目的，而相应的机制设计、思维习惯等都与冷战配套，这些与冷战后的新形势并不契合。

如果美国能够将这个网络的优势，用于引领世界在日程设定、成本分担、政策协调等方面，对应气候变化、能源危机、传染病等全球问题上的话，那么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不仅不会削弱还会强化。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美国重新定义国际领导力，以及与世界交往方式的一个重要试验场。特朗普与前任奥巴马实际上共有一个问题意识，即如何在单极秩序不能够实现以及民众对于美国全球领导力支持减退的情况下，重塑美国战略的课题。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无论谁当选，前面分析的民众的愤怒和精英们的焦虑仍然存在，这就为中美关系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然而，在中国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很难有直接的影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做的就是如何为美国战略思维转型，提供外部可能的便利环境。美国重新定义“新型全球领导力建构的战略机遇期”的成功，对于中国抓住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很重要。

（作者张云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