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转型：投资主导和创新主导发展

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因为和世界科技前沿距离太远，少不免由最低技术的生产做起，当中包括大量的模仿和技术转移。这种模式的经济发展可藉资本累积而达到，即所谓投资带动的增长（investment-led growth）。

投资带动发展已到尽头

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也是走这条路。大量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人口，从事低技术的生产，又由于劳动力充足，工资被压得很低。很多工人在沿海地区（如东莞）的工厂日以继夜工作，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称号。那时候工厂一直在请人，农村来的人多了，工厂就扩建，多买几台机器，吸收剩余的劳动力，增加产出，经济就有增长。

当时的产业政策，也是为投资主导型的发展服务。这些政策包括对特定行业提供补贴或资助，吸引外商到中国设厂和提供税务宽免，以加快技术转移。此外，中国把深圳设成经济特区，以便宜的地租和各种优惠吸引港资厂商到大陆设厂，珠海、汕头等地也成为经济特区。

但这种以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是有其限制的。首先，中国投资占GDP的份额已经很高，在2015年达到43%，其他国家只有20%左右，再增加资本投入只会造成回报递减。第二，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慢慢被城市吸收，使工资有上升压力，因此企业投资低技术低增值行业的回报下降。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占整体人口比例开始下降，也会减少供应和需求，限制经济增长。

单纯依赖从外国转移科技，也慢慢变得不合时宜。内地社会逐渐富裕，对高质素高技术的产品有需求。同时，中国的生产慢慢走上技术的阶梯，而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具有高技术和学历的劳动力也愈来愈多。因此从市场供求角度看，高质素高技术的产品有价有市，但外国也不会把最尖端的科技毫无保留地转移到中国。

创新带动发展成先进国家关键

因此，200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在进行，逐渐由投资带动的增长过渡至创新带动的增长（innovation-led growth）。一方面，中国市面上仍充斥盗版商品；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在一些创新的领域，如网上支付、流动通讯、人工智能、电动车等，有不错的发展。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视乎经济能否成功过渡到由创新带动。显然，北京的领导阶层也注意到这一点，因此近年大力提倡科技发展，如总理李克强2015年就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业政策。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花在研究开发（Research & Development）的金额在过去30年稳步上升，由1990年代少于GDP的1%，直至2018年占GDP的2.19%，相比日本（3.26%）、德国（3.09%）、美国（2.84%）等在研发领先的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定差距，但已和欧盟（2.18%）的资金投入相若，也比中等收入国家（1.57%）高。

以上数字，只说明资金投入的多少，并不保证研发的资金运用得宜，也不保证会出现科技创新。例如，由于政府规划科技发展优先顺序，国企和私人企业有可能一窝蜂去申请那些优先项目的研究经费，当中或有从事研发的企业因自身技术不足而产生资源错配，也有人藉此浑水摸鱼挪用经费，如“汉芯晶片”造假事件，将外国晶片的字样抹掉，改画上自己的品牌交货，因而浪费了研究经费。

中国研发效率不断进步

关于科研效率，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力和研发两者的关系略知一二。在同一行业之中，企业的生产力各有不同。在生产力高的企业进行科技研发，回报应该较高。生产力低下的企业，与其自己研发，倒不如向同一行业的龙头企业模仿，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所以，进行研究的企业，应该较多是在行业生产力高的企业，这样使用研究资金的成功机会较高。

有经济学者分析中国企业生产力数据，发现在2001年，有进行研发和没有进行研发的企业，生产力的差异不大，显示研究资金错配的现象比较普遍。但至2007年，有进行研发的企业的生产力，平均已比没有进行研发的企业高出一截。这结果表示，企业研发的效率已逐渐提升。

其他数据也值得参考。根据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数字，获批的中国企业申请人专利申请，在2016至2019短短4年间增加一倍，在2020年首三季更超越了韩国，紧随在美国和日本之后。2020年德温特全球百大创新机构，中国内地有3家企业上榜，分别是腾讯、小米和华为。美国和日本分别有39和32家。

完善制度配套促成转型

能否顺利完成经济转型，在世界领先科技创新国家占一席位，除了研发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有完善的整体政策配套。如果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那创新发明或会被盗取，因而降低研发的回报，减少研发的诱因。如果金融和银行体系主要支持国企的贷款，而不能有效把资金配置到生产力较高的私人企业，为科研融资，这也会减少科研的投放。

此外，新科技的监管制度，如何平衡创新企业和其他企业，以至消费者的利益，也是重要的课题。早前蚂蚁集团上市，首先获批，但到上市前一刻被四大金融监管部门约谈，并突然宣布暂缓，最新进展是指阿里巴巴或涉垄断市场行为。这些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变，增加发展创新科技的不确定性，可能令企业家对研发的态度更审慎。

作者阮颖娴 是港大经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