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中国经济新路向 安全发展内循环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周四（7月30日）开会，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10月召开，而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就是制订国民经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简称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在制订“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方针部分，政治局会议罕见地强调“安全发展”的概念，这也为北京近期频频提及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了注脚。可以预料，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加注重“安全”二字，而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态势，既是形势使然，亦是发展方向。

中美博弈冲击政经 内循环主导双循环

今次政治局会议依然认为，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惟与过往不同的是，“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包括“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因此，会议在制订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方针中，于以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的用语中，加入了“更加安全”；于以往“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用语中，加入了“安全”。可见，中央高层对于经济发展的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个安全，既是因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引起重视的人民生命安全，也是因中美全面博弈角力引起关注的国家政经安全。而这种安全的发展，促使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这新格局的主要基础是“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早在5月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后，在习近平的几次讲话和中央正式文件中，又加上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限定，实际上突显了“内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满怀热情地投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大力发展“两头（原料和市场）在外”的对外加工业，主要是因缺乏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民贫穷，内需市场小，需要以加工业赚取外汇。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对外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升高，最高时达到65.17%，自2008年金融海啸后有所回落，但仍在50%左右。近年，随着国内民众消费力提升，内需市场日趋畅旺；同时，国际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逐年递减，2019年外贸依存度已回到1998年时的31.8%，因此，内需消费也成为中国经济的关注焦点。

今年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低迷，中美角力亦造成中国部分商品出口受阻，更突显了内需消费的重要。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体现出较强韧性，第二季GDP增速由负转正至3.2%。31个省市区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沿海的广东、江苏、山东虽仍然稳居前三名，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沿海省份表现已逊色于内陆省区，按GDP增幅排名的前六名，分别是西藏、新疆、甘肃、贵州、宁夏、湖南，清一色是中西部省区；按城市计算，重庆市超越一线城市广州，跻身全国城市第四位，而且是4个直辖市中经济唯一正增长的，陕西省会西安市的经济增速，则居全国副省级城市榜首。

疫下经济中西部崛起 解决失衡内需潜力大

必须看到，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早已不再是吴下阿蒙。而且内循环也不是闭关自守，重庆早年透过大规模招商，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笔记簿电脑生产基地；西安也吸引三星投资，建成内地最大的电脑记忆体生产基地；武汉则有全国闻名的汽车产业链，还进军晶片记忆体产业；安徽合肥则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之后，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东北、西北和西南是中国粮食和能源产区，也是新的对外通道，如新疆连接中哈油气管道，黑龙江连接中俄石油管道，云南连接中缅石油管道。乌鲁木齐、郑州、重庆、成都、西安5座城市，都开通了中欧货运列车，成为“丝路经济带”集结中心。

当然，有专家指出，疫下中国经济要持续复苏，仍需解决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服务业恢复慢于制造业、中小企恢复慢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经济冷金融热，而缓解上述失衡是助力经济“内循环”的关键。

近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作出部署，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新增财政资金透过中央转移支付、政府基金等方式，第一时间下拨市县；禁止政府单位拖欠中小企业合约付款；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促进农民增收。各地也纷纷发放消费券、折扣券等形式，刺激消费。

今年第二季，华为超过三星，成为全球智能手机销售第一名，其中70%以上的华为手机是在内地销售的。内地市场上半年占美资电动车厂特斯拉（Tesla）营业总收入两成左右，Tesla内地第二季的营收按年大增103%。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需消费潜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