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玮：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百年冲击至今未歇

文化马克思批判理论后来便成为奥巴马的DEI文革的思想背景，它从197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历史、法律、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要角。（彭博社）

法兰克福学派的百年积淀，以及最初与列宁创设的共产国际的渊源，并不广为人知，然而，但凡要认识今日美国从奥巴马到拜登两总统时期的DEI（多元、均等与包容）美式“文革”运动，乃至当前社会主义的发展，便必须探讨。

熟悉中国的读者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第二年便加入共产国际（也就是第三国际）成为支部。1924年，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是一个“联俄容共”的广州大会，已开始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协助，进行列宁式政党改组和黄埔建军。换言之，从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现代史，中国大体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

从共产国际到百年积淀

共产国际于1919年由列宁创立，目的是要输出马列主义革命。它在东方的绩效首度体现在国共合作；它的另一个方向必然是欧洲，包括创建一个学术阵地，从内部摧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德国，接着要瓦解整个欧洲，手段是散布文化马克斯主义。

文化马克斯主义的概念貌似相对温和，不考虑唯物辩证法和经济决定论，其实不然。在发表《共产主义宣言》之前五年的马克思年方24，初生之犊，主张向文化全面开战，对现存秩序给予无情批判，“上天入地，从宗教到法律，从神学到政治”，在打破犹太—基督教文明之余，冉冉升起的新宗教则是共产主义。文化马克思批判理论，将世界一分为二，被压迫者必须起来打倒压迫者，方法是渗透与颠覆，撕裂宗教、法律、种族、家庭、传统、知识、爱国主义与信仰。这套思想后来又吸收佛洛伊德心理学，扩大领域，更涵盖到性与性别的解放。

文化马克思批判理论后来便成为奥巴马DEI文革的思想背景，它从197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历史、法律、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要角。

1922年在中共成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同时，克林姆林宫也在部署欧洲。列宁视德国为最大潜在威胁，但同时战后的德国社会阶级被打散，本身处于文化革命边缘，也容易切入。

于是，莫斯科的马恩研究院设计出一个全球化方案，特殊之处在于“舍工人，就精英”；改为针对富裕阶层、反文化知识分子和放荡不羁的文人。它打算披上学术外衣，集结文化艺术与学术领袖，形成骨干，做文化批判。

文化批判有市场。根据美国早期情报界和后来著名新闻界人士托莱达诺（Ralph de Toledano）的查访，以及反情报专家沃勒（Michael Waller）新近发表的著作，1922年参与领导共产国际欧洲方案的，包括后来成为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Georg Lukacs），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创始人明岑贝格（Willi Munzenberg），后者是德国共党领袖。他们逐步推进列宁批准的计划，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今天的歌德大学）促成社会研究所的设立。明岑贝格本人是媒体大亨，随后跨海打进美国东岸的流行文化精英圈播种。

社会研究所陆续聘用的学者是一时之选，后来包括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弗洛姆（Erich Fromm）。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第二代中坚。1930年，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法兰克福学派形成。

不论社会研究所随后与共产国际存在何种不同程度的合作关联，它是犹太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本营，则毫无疑问。不料，由于纳粹对哲学与种族展开双重镇压，导致法兰克福学派趋吉避凶，在1934年顺利转移到纽约，迁入哥伦比亚大学。可也正因这样的特殊机缘，反而直捣美国心脏，开花结果、引领风骚，数十年后启发文化马克思美国革命，而共产国际与苏联早已先后解体。

这整个过程，可否理解为马克思与列宁面向西方，给了一记“后冷战回马枪”？而且是狠狠的一记？

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列宁执政苏维埃一共6年2个月，他一只手染指中国广州国共两党，另一只手伸向欧洲法兰克福的文化与学术界，而在最终，历史机缘竟让他影响到美国一场迄今尚未结束的革命。始如细流，终于澎湃，无关是否同意他的哲学理念与战略，此情此景，前后百年，宁不浩叹？

其中在思想上的最关键人物，或许便是决定留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创始健将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于战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任教，对非洲裔的美国民权运动举足轻重；新左翼一度冬眠，但是批判理论教学最后主导美国教育界。文化学大师李欧梵和我回忆过他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体验，指出许多文化学的研究都会引用马克思思想，令论述更有挑战性。

马尔库塞的理论核心之一，是要诉求一个由局外人与被排斥者所组成的“少数群体联盟”，结合那些完全没有被融入体制，无法从资本主义获益的社会基底层（substratum）人群。他在1960年代看到资本主义透过消费主义和技术进步，满足工人的物质需求，从而同化工人阶级，传统工人阶级失去革命性，于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便落在边缘化群体与激进知识分子身上。“少数群体联盟”的潜在成员，包括少数裔种族、失业者、性少数群体、女性主义者、赤贫人口以及以教育和批判参与的知识人群，也就是青年学生和激进学者。

这也能说明，在“奥拜文革”底下所形塑的边缘和激进分子联盟，其间“进步”运动的多重多点，例如身份政治、黑命贵（BLM）、反法西斯（Antifa）、反犹、环境保护、性别流动以及青少年变性等，在精神源头上都流淌着马尔库塞理论的血液。

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目前十分活跃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所团结的群众，仅以校园温床所培育出的大都会白领为主，而相对不是蓝领劳工。

马尔库塞同时提出著名的“压抑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政治哲学概念。他指出，在发达民主社会中，对传统价值的宽容，貌似为促进自由多元，却属于压抑性质，不应该被接受，因为它实际上演变成维持系统性压迫，压制社会变革的隐蔽性统治工具。

他提出的应对办法是颠覆，是对社会施加“解放性宽容”，解除“压抑性宽容”。理论是，宽容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压迫和实现人类解放，因此有效的宽容反而必须坚持政治倾向，必须剥夺对右派的宽容，应当刻意偏向左翼、边缘与被压迫的少数群体联盟，同时对右派的言论与行动，极端到必须审查和取消。

这个理论观点充满城市短兵战斗性，且几近乖戾，客观地说，美国民主社会固然不完美，建制与积习固然存在不合理，但它的分散式主轴总能渐渐将变化周期拉回到常识基调，总在分头自我检讨、调整前进。在宏观角度下，美国社会并不存在全面自我否定，冲撞捣毁一切的长期合理性。可尖锐前卫的理论一经提出，便会有机寻找它的落实繁衍处。

跳接到冷战收兵前夕的1989年，如果当時将美国文化马克思运动的山雨欲来，与马列思想在东欧共产国家的急流勇退，两相对比，就会发现如此这般背道而驰地“东奔西走”，必然备感错愕。单看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基本认为，以1989年作为分水岭，马克思主义终于开始主导美国大学校园；同一时间，批判法学也在美国联邦政府开始生根。

因缘际会，马尔库塞先在1960年代的欧美学生运动引发广泛回响，随后作为左派核心理论家，继续指导言论自由边界以及政治正确等议题，一直影响到DEI以及今年来势汹汹的社会主义运动，对国会中期选举将构成某种程度的冲击。

在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百年积淀，真可说洋洋大观。

作者周天玮是美国地缘政经顾问公司执行长、法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