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与西方的世界观差异是引发战争的根本

“世界正在变成多元……（如果还没有变成的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8年10月8日演说的这一句话，以及20年以前，在公开演讲表明：“我们要保护自己的主权和存在的权利”（We are protecting our sovereignty and our right to exit.），都已经预告这位政治强人，对于自己要自求多福及因应多元世界变局的信念。 2021年美国未事先通知欧洲盟友，径行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景象，更成为“西方没落”的征兆。普京的世界观，深植于自己对西方的认知与判断，更进而形塑其所采取影响世界的行动与决心。

事实上，前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无论是叶利钦或普京当俄罗斯总统，都同样采取亲近西方、合则两利的政策。这样的情况，在1999年普京主政，俄罗斯逐渐转变国防外交的战略视野，从欧美国家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00～2004年（2000～2003年，镇压车臣）；2005～2014年（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半岛）；2015年迄今（2022年侵略乌克兰）。

然而，无论是“镇压”“占领”或是“侵略”，并不存在于普京的世界观。反之，今年2月22日，出兵乌克兰两天之前、“独白”式的一个小时电视演说，他娓娓道来，斯拉夫民族在欧洲历史上的光辉岁月，以及后来在不同场合，一再论及的彼得大帝，彰显出来的是他个人的历史使命感。分析他的国际战略走向，有以下几个阶段性转折点：

首先，在2000～2004年的期间（小布什总统），2001年911事件的恐攻，美国发动全球性的反恐战争，出兵阿富汗。再于2003年，出兵伊拉克，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逃亡半年后被美军掳获，并于2006年经伊拉克法庭审判判处绞刑。对于普京而言，美国是一个超级霸权。也因此，要有能力战斗，才有资格继续生存。

其次，在2005～2014年的期间（小布什与奥巴马总统），普京逐渐开始在不同的场域，进行非直接的对抗。国际政治上，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期间，出兵格鲁吉亚（特别军事行动），以及2010年，在俄国主导下，创建“欧亚关税联盟”（Eurasian Customs Union）。 2010年底到2011年，从北非到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一方面，美国与欧洲盟国强力介入北非的利比亚，使得一代强人卡达菲，死于非命。

而普京更进一步展开的“反攻击”（counteroffensive），是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半岛，并由当地居民发起独立公投，回归成为俄罗斯联邦的领土。而且，他于2015年出兵，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是站在美国对立面的具体反击。并于2015年7月，由中、俄、美、英、法、德六个国家，共同签署的伊朗核协议（Iran Nuclear Deal），则是俄罗斯稳定中东局势的另一种积极作为。

最后，在2015年迄今的期间（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总统），北约东扩和出兵乌克兰，是俄国和西方决裂的导火线。普京执政后的北约东扩，共有五次。从他主政初期的1999年和2004年，乃至于再次当选总统迄今的2009年、2017年、以及2020年。对照普京放弃“亲近西方，加入西方”的政治幻想过程，对于北约东扩的深感不安，与日俱增，最后终于爆发今年2月的乌克兰战争。

回顾过去20年，对于相同事件的不同解读，俄罗斯和欧美国家的正面对决，源自于普京对于北约不断东扩，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其来有自的强烈感受和深刻认知，呈现在三个重要面向：其一，史有明鉴，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保护自己；伊拉克的海珊和利比亚的格达费就是例子。

其二，2012年美国的“全球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政府对于违反人权人士，所实施的制裁从禁止入境，到冻结在美国的财产。而普京同年签署“外国间谍法”，并将（美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赶出俄国，透过法律赋予处罚权力而形成的敌我意识，有如楚河汉界，失去政治模糊的空间。

其三，对于普京而言，美国如果连伊朗核协议，这种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共同签订的国际协议，都可以因为换人当总统，说退出，就退出，则政治信任，也将不复存在。对于已经完成宪法程序，可以担任总统到84岁的普京而言，其与西方的争战，仍是进行式，还看不到和解迹象。

来源：台湾《工商时报》社论